水晶镂空艺术时钟，1933年，瑞士江诗丹顿典藏部藏。

笼式小鸟报时表，约1814年，日内瓦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藏。

年历镂空微绘表，约1700年，日内瓦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藏。

嵌珍珠怀表，约1820—1840年，日内瓦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藏。

隐藏式超薄手镯腕表，约1835年，日内瓦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藏。

回顾历史，有关时间的探索包括“钟表”的发明，一直都代表着人类创造力的不断开拓和对宇宙生命的真实思考。4月24日至8月12日，由首都博物馆、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日内瓦：时光之芯—瑞士钟表文化之源展”在北京举办。恰逢中瑞建交65周年，350件钟表以及其他工具、钟表机械装置与设备，让国内观众通过钟表这个窗口，得以进一步了解最早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瑞士，进而细细品味日内瓦钟表业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发展历程，感受时间的奇妙，以及其中所寄托的情感。

“阁楼”现精技

现代意义上的“钟表”的概念形成于13世纪晚期的欧洲，在此之前，世界各民族早已开始利用天文现象和流动物质的连续运动等方式来界定和掌控时间，如日晷、漏壶、沙钟等。在中国，“钟”与“表”原是两个独立的概念—“钟”是酒器、乐器、礼器、法器，也是报时的工具；“表”则是计时的工具。而在西方，自13世纪末起，欧洲教堂建筑上出现了体积巨大的机械塔钟，“钟表”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成为报时和计时的结合体。

钟表发出的“滴答滴答”声，源自其心脏—擒纵器。业界普遍认为，擒纵器源自宋代苏颂的发明—“水运仪象台”，但机械钟表的高速发展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数学和力学研究的结果，在意大利以及西欧各国先后得到了广泛应用。从大型塔钟到小型钟，从怀表到腕表，欧洲钟表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当时的技术发明息息相关，钟表手工业也因此被称为“科学手工业”：1350年，意大利的丹蒂制造出了第一台机械打点塔钟；1582年前后，意大利的伽利略发明了重力摆，1657年荷兰的惠更斯将重力摆引入机械钟，发明了摆钟；17世纪开始流行怀表；18世纪，为满足精确性需求，制表师开始改进机械系统；19世纪，钟表制造业已实现工业化生产；20世纪，钟表则进入微电子技术与精密机械相结合的石英化新时代。

自罗马时代起，日内瓦就一直坐落于重要商路的交汇点上，其早期财富是依靠传统的金银首饰等制造业积累起来的，这为日后兴起的钟表业奠定了基础。1536年，让·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让日内瓦成为欧洲新教徒的避难所，特别是法国的胡格诺派，带来了许多技术精湛的制表工匠。新教严禁人们佩戴饰品，却允许人们使用钟表，因为“守时”是需要恪守的美德，许多金银首饰工匠逐渐转入制表业。1601年，日内瓦的制表工匠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钟表协会—日内瓦钟表匠协会；18世纪早期，与钟表制造业相关的各种工艺在日内瓦重新组合，形成了统一体—工坊协会；1776年，日内瓦又成立“艺术促进会”来提高钟表的品质，这使日内瓦迅速成为钟表业技术和品牌革新的摇篮，并于18世纪成为瑞士最大的城市。

日内瓦的制表工坊集中在罗纳河畔最古老的城区。为了更好地运用自然光照明，也为了避开噪音，工匠们喜欢在建筑顶层的阁楼里工作，这些工作坊被人们称为“阁楼工坊”，而它们的主人则被称作“阁楼工匠”—钟表制作大师。正是他们，传承了日内瓦的制表技艺。这些训练有素的“阁楼工匠”可以说是工匠中的贵族，或者说更像是艺术家—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但对天文和科学感兴趣，还参加政治辩论，光顾文学沙龙，对世界保持着好奇的态度。勤奋敬业的“阁楼工匠”从不轻言抛弃传统，但也从来不固步自封，这是瑞士钟表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到1760年，日内瓦有超过5000名钟表工匠、600多位“阁楼工匠”，对于一个只有2.5万名居民的小镇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1788年的普查显示，日内瓦有30多种行当与制表有关：金匠、表盘装配工、雕刻师、珠宝工艺师、珐琅工艺师、发条制作工匠、表盘制作工匠、指针制作工匠、抛光工匠，以及齿轮杆、芝麻链和钟铃的制作工匠等。到1800年左右，近半数日内瓦的工作人口在从事制表业。

不仅是日内瓦，从瑞士西南部到沙夫豪森这一“汝拉弧形”制表工业区，到处都弥漫着钟表文化的气息。日内瓦对制表工艺的看重还体现在1886年制定的《日内瓦法则》的“日内瓦印记”上—作为最古老、最权威、最严格的高级制表认证之一，它只颁发给在日内瓦调校并组装的高品质钟表，目的是保证钟表的原产地与工匠的技艺。日内瓦的制表技艺也是师徒传承。5年学徒之后，有志于成为制表大师的学徒们必须做出一个挂在颈部可以报时的小闹表，以及一个放在桌子上的方形钟，才有资格自立门户。建立于19世纪的制表学校便脱胎于这样的制度：所有学生都必须在毕业时做出自己的作品—“校表”。在日内瓦，钟表早已成为传统、创新和创造力的象征，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

“盘”上有乾坤

现代工业化的生产，并没有让瑞士钟表失去灵性。工匠对传统文化的崇拜和对新技术的追求，使得这一行业既保持了悠久的传统，又时时焕发出勃勃生机。

日内瓦的制表大师都有严格的双重要求，即采用顶尖技术制造最精美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一生都致力于创作同时拥有漂亮躯壳和强劲机芯的手表。制表大师们往往用最合理的方式安装机芯，给表盘留下足够的空间去装饰，并精心设计机械装置以满足微型化和精雕细琢的要求。单就钟表制作的技术本身，便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镂空机芯、手工雕花、手绘珐琅、珠宝镶嵌等，其技术含量和艺术价值，是普通商品所不具备的。

顶级的钟表往往是合作的成果。雕刻工艺师的手最为灵巧，心思也最为细密，他们能够在表壳和表盘上运用刻花、雕花及抛光等工艺，甚至在脆弱的机芯上进行精致的雕刻；珠宝镶嵌师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们善于选取大小最为合适且呈现最好反光效果的宝石，从而衬托出作品本身的耀眼光芒。而珐琅工艺师可以说是最能创造美的艺术大师。珐琅工艺在17世纪被引入瑞士日内瓦制表业。内填珐琅（凸釉）、掐丝珐琅（附釉）以及最负盛名的微绘珐琅，赋予钟表迷人的透视效果与生动色彩，根据图案的复杂程度和颜料种类的多少，彩釉常需要高温烧制20次之多。

表壳所用的材料，也足以美得令人眼花缭乱。除了某些早期的钟表曾使用白水晶或石质材料（玛瑙或紫晶）作为表壳外，多数钟表的表壳是用铜、金、银等金属制成的，此外还有诸如皮革、玳瑁、鲨皮、兽角、象牙和木材等材料制作的单层、双层乃至三层表壳。外层表壳也会使用琥珀、鸡血石、兽角或象牙来制作。这些不同寻常的材料赋予钟表鲜明的个性，使它们与那些用金属制成或装饰有珐琅、镶有珠宝的钟表相比显得卓尔不群。20世纪初，诸如玛瑙和青金石等硬石的使用，更让表壳的材质范围进一步扩大，20世纪70年代，这些材料亦被用来制作腕表的表盘。

在制表业中，“设计”这一概念是随着20世纪初腕表的发展而提出的。之前流行的怀表，多以其外壳上的装饰令人称道，腕表的设计使表壳从装饰物蜕变成艺术品，表的外形也得到了升华。制表师们还喜欢冲破技术的藩篱。18、19世纪之交，钟表的复杂功能对机芯如何做得轻薄提出了挑战。航空、汽车和体育领域的发展，尤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一些“超级复杂功能”的钟表款式开始出现，功能配备包括年历或万年历、双秒追针计时、陀飞轮、三问报时等，有时还辅以大小自鸣功能。到了20世纪，一些顶级作品具有25种甚至33种高度复杂的功能。这些由制表大师创作的杰作，往往是限量版甚至是绝版作品。

作为艺术化的商品，中国人很早就接触到钟表并喜爱上它们。早在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送给明朝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就有一大一小两个自鸣钟，这两座自鸣钟成为皇宫收藏的第一批钟表。与明朝皇帝相比，清朝皇帝对钟表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钟表。乾隆帝甚至多次下旨于广东海关官员，让他们不惜重金购买西洋钟表，甚至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在中国，收藏和赏玩钟表也渐渐成了一种时尚。

一块钟表，便是一片天地。滴答声中，时光的脚步永不停息，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和对美的追求也永无止境。